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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李党争是中国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,也称“朋党之争”。“牛党”是指以牛僧孺、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;“李党”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。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,属于庶族地主,门第卑微,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,获得官职。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,门第显赫。他们往往依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,称为“门荫”出身。
从表面看,牛李党争似乎是庶族官僚与士族官僚之间的斗争,实际上两党在政治上也有深刻的分歧。两党分歧的焦点主要有两个:一是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僚。牛党多科举出身,主张通过科举取士;李党多门荫出身,主张通过门荫取士。李德裕认为,公卿子弟从小就熟悉官场,容易掌握做官的本领。二是如何对待藩镇。李党主张对不听朝廷命令的藩镇用兵,以加强唐朝中央的地位;牛党则主张姑息迁就。
两党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外,还牵扯进个人的恩怨。牛僧孺、李宗闵因评论时政,得罪了宰相李吉甫,曾遭到贬斥,而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,因此双方结怨甚深,一旦大权在握,就排挤打击对方。唐穆宗长庆年间(821年-824年)牛僧孺做宰相,就把李德裕排挤出朝廷。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时,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,收复了重镇维州(今四川理县)。牛僧孺却意气用事,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。唐武宗时(公元841-846年),李德裕做宰相,又把牛僧孺、李宗闵放逐到南方。唐武宗死后,唐宣宗即位,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,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,李党全遭罢斥。李德裕被赶到遥远的崖州(今海南三亚西北),不久忧郁而死。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,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。
牛李党争对唐代政局有其一定的影响,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宗派斗争,导致社会各种矛盾也开始趋于尖锐化,[5] 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,使本来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。
牛李党争不但影响到中晚唐政治格局、政治文化的演变,而且参与塑造了中晚唐诗风,同时在牛李党争中产生的一种具有攻击倾向的文学作品。
顾名思义,人们通常认为“牛李党争”中的领袖分别为牛僧孺(“牛党”)和李德裕(“李党”)。关于牛僧孺进行党派斗争的事迹在史书上出现得很少,这使得有人怀疑牛僧孺的党魁地位,认为牛僧孺只是李宗闵拉拢过来打击李德裕的工具。
另一种观点是,当时人称的“牛、李”,指的是“牛僧孺、李宗闵”,是指“牛僧孺、李宗闵”为一党,如清朝赵翼。
一种观点希望扩大两个党派的领袖人选,即将牛僧孺和李宗闵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继承者,而将李德裕视为裴度的政治继承者。在唐宪宗时期,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,最终裴度被逐出京师。如果认可这种观点,牛李党争的展开时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锋。在费正清、崔瑞德主编的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中,李逢吉、牛僧孺、李宗闵被当作牛党的领袖;相应地,李党的领袖是裴度、李德裕和李绅。
早在唐穆宗时期,已拜相的李逢吉就举荐过牛僧孺,被认为是利用牛廉洁正直的名声,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增加砝码。后来,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污,辞去了宰相的职位。文宗太和四年,入相不久的李宗闵再度举荐牛僧孺时,当然也有可能出于和李逢吉同样的考虑。根据这种观点,李宗闵应被视为“牛党”的领袖,而牛僧孺最多只能算名义上的。
武宗即位后,重用李德裕,将杨嗣复、李珏两位宰相罢免。这二人被认为是“牛党”。此时李德裕并没有乘机落井下石,而是力劝武宗对他们从轻发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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